在进入名单之前，有必要先厘清一个常见误区：毒液（venom） 和 毒素（poison） 其实是两回事。毒液通过尖牙、毒刺等专门器官主动注射给攻击对象；而毒素则被动积累在动物体内，只有在被触碰或吃掉时才会发挥作用。简单说，一个主动攻击，一个被动防御。

以下就是10种最令人惊叹的有毒动物：

1. 箭毒蛙 —— 两英寸小身板，轻松毒死十个壮汉

作为动物园里的明星物种，箭毒蛙可谓小个头大能量。其中最致命的金色箭毒蛙，体内的毒素足以杀死十个成年男性！这种亮黄色的小青蛙只有两英寸长，却被认为是地球上毒性最强的动物之一。

箭毒蛙的毒素来自它们的食物——螨虫、蜈蚣和蚂蚁，这个过程被称为“饮食毒性”。这是一种化学防御机制，专门对付那些不知死活想吃掉它们的捕食者。为了确保警告有效，它们还进化出了鲜艳的警戒色，直白地告诉天敌：“别吃我，我有毒！”

2. 海蟾蜍 —— 入侵澳大利亚的毒害大王

海蟾蜍原产自中南美洲，但被引入到许多其他国家后，成了世界上最麻烦的入侵物种之一。它们在澳大利亚尤其成灾——原本是为了吃甘蔗甲虫而被引进，结果却疯狂繁殖，对本土野生动物造成了毁灭性打击。

毒性在其中扮演了关键角色。受到威胁时，海蟾蜍会从皮肤腺体中分泌出一种名为“蟾毒素”的白色毒液。在它们的原生地，许多天敌已经进化出了应对机制；但在澳大利亚，本土动物对这道毒菜毫无办法。这使得海蟾蜍几乎没有天敌，繁殖速度惊人，任何试图吃掉它们的动物都可能丧命。

3. 佩弗氏火焰墨鱼 —— 会变色的毒美人

这种名字华丽头足类动物同样会使用警戒色。平时它呈深褐色，但遇到捕食者时会迅速变色，上演一场黑、白、黄交织的鲜艳灯光秀，手臂末端还会变成亮红色。

这个警告可不是虚张声势——它的肌肉组织含有剧毒，毒性之强被认为足以媲美 notorious 的蓝环章鱼。得益于其变色的能力，这种墨鱼也登上了“世界最怪异鱼类”榜单。

4. 格陵兰鲨 —— 400年寿命的深海毒鲨鱼

提到有毒动物，深水鲨鱼肯定不是首先浮现在你脑海中的形象。但格陵兰鲨的毒性并非来自防御机制，而是来自它的生存环境。

这种鲨鱼生活在极其寒冷和深的水域——低至零下2摄氏度，深达7200英尺。为了适应这种极端低温和水压，它们的肉质中含有高浓度的氧化三甲胺，这种物质起到了防冻剂的作用，但副作用就是让肉变得有毒。格陵兰鲨身长可达21英尺，也是世界上最长寿的脊椎动物，寿命长达400年！

5. 黑头林鵙鹟 —— 新几内亚的毒鸟

一种有毒的鸟！这可能是名单里最让人意外的成员。原产于新几内亚的黑头林鵙鹟是世界上极少数有毒鸟类之一。它的皮肤、羽毛和器官中都含有蝙蝠毒素化合物——和箭毒蛙体内的神经毒素属于同一类型，同样是通过捕食昆虫获得的。

有趣的是，黑头林鵙鹟与另一种同样有毒的冠林鵙鹟外表非常相似，但亲缘关系并不近。这被认为是趋同进化和穆勒氏拟态的例子——不同物种独立进化出相同的特征，并互相模仿对方的警戒信号。

6. 颈槽蛇 —— 少数真正“有毒”的蛇

提到蛇，人们常常错误地把它们都说成“有毒”。其实，大多数蛇是“有 venom”，而不是“有 poison”。颈槽蛇是极少数真正“有毒（poisonous）”的蛇之一。

它们的毒素不是通过专门的尖牙注射，而是通过唾液腺被动分泌。毒素来源于吃下的毒蟾蜍，并被吸收到血液中。不过，颈槽蛇使用毒素的方式和毒蛇差不多——都是通过咬伤来“送达”给受害者。

7. 帝王蝶 —— 毛毛虫时期就开挂

帝王蝶的毒素同样来自饮食。当它们还在幼虫阶段（毛毛虫）时，会吃乳草植物。这种植物会产生一种叫做“强心苷”的化合物，能够破坏细胞功能。

最神奇的是，毛毛虫可以毫无损伤地吃掉这种有毒植物，并将毒素储存在自己体内。科学家最近发现，它们通过三种不同的DNA突变组合进化出了抗性，不仅能在毒草上茁壮成长，还能把毒性据为己用，用来防御天敌。

8. 河豚 —— 剧毒美味，比氰化物强1200倍

河豚的防御机制相当复杂。最著名的是它能快速吸水让胃部膨胀成球形，变得很难下口。同时，它还有剧毒。

几乎所有的河豚都含有一种叫做“河豚毒素”的神经毒素，对人类尤其致命。这种毒素的毒性比氰化物强1200倍！ 尽管如此，在部分东亚国家它仍被视为美味佳肴，只有经过专业厨师处理掉可食用部位后才能安全享用——你敢试试吗？

9. 芫菁 —— 死后还能毒死马

芫菁科的毒性虽然不像前面几位那样致命，但依然非常麻烦。这个科约有3000种甲虫，遍布世界各地（新西兰和南极洲除外）。

它们有时会啃食农作物，但对牲畜的破坏性更大。它们喜欢聚集在苜蓿植物上，而苜蓿常被喂给马匹。即使甲虫已经死了，体内的毒素——一种叫做“斑蝥素”的发泡剂——依然会损害吃掉它们的动物的消化道。哪怕饲料中只混入几只芫菁，就足以让一匹马丧命。

10. 玳瑁海龟 —— 美丽背后的毒肉

名单上的最后一个可能你永远不会怀疑——一种海龟！玳瑁海龟通过吃海胆和海绵积累了毒素，这些毒素被吸收到脂肪中，对海龟本身无害，但它们的肉就变成了毒肉。

因食用海龟而中毒被称为“龟毒素中毒”，虽然罕见，但对人类可能致命。尽管有这种危险，玳瑁海龟仍然被非法捕捞食用。2010年，密克罗尼西亚爆发了一次大规模食物中毒事件，导致3人死亡、95人患病，源头就是一只玳瑁海龟。

本文译自：discoverwildlife（编译 / 整理：olaola）

图片来源：unsplash/Travis Leery

最近一项关于抹香鲸交流方式的研究引起了科学界的广泛关注。研究人员发现，这种生活在深海中的巨大海洋哺乳动物，其发出的“点击声”交流方式，可能比过去认为的要复杂得多，甚至在结构上与人类语言存在惊人的相似性。

抹香鲸主要通过一种被称为“codas”的短促点击声进行沟通。这些声音听起来像是节奏性的敲击，但在最新分析中，科学家发现这些声音并非简单的重复信号，而是包含类似“元音”的声学结构。这种结构使得鲸类发声不再只是机械式的节奏变化，而是呈现出更接近语言的组织方式。

研究团队通过分析大量录音数据，发现这些codas中存在两种不同的基本声学类型，它们在频谱特征上类似于人类语言中的元音差异。这些差异不仅体现在音调上，还包括声音的形态变化，使得同一种点击声可以产生多种不同表达方式。

更令人意外的是，这些声音组合并不是随机出现的，而是遵循一定的规律。鲸群之间的交流会根据不同情境调整点击节奏、顺序以及组合方式，从而形成复杂的沟通系统。这种系统在结构上类似于人类语言中的音素组合规则。

研究人员还发现，不同鲸群之间存在明显的“方言差异”。生活在不同区域的抹香鲸，在点击声的节奏、频率甚至发声速度上都有差别，就像人类语言中的口音或方言一样。这种差异进一步说明，它们的交流系统具有高度的社会性和可变性。

在分析过程中，科学家使用了大量机器学习与声学建模技术，对数千条鲸鱼录音进行了拆解和比对。结果显示，这些声音不仅具有结构性，还具备一定程度的“组合能力”，也就是说，它们可以通过有限的基本单元组合出更多复杂表达。

研究团队指出，这种组合特性在自然界中非常罕见，通常只有人类语言才具有如此高程度的结构复杂性。这也意味着，抹香鲸的交流方式可能代表了一种独立演化出的复杂沟通系统，而不是简单的动物本能反应。

尽管如此，目前科学家仍然无法真正理解这些声音的具体含义。换句话说，我们已经能够观察到它们“如何说话”，但还无法知道它们“在说什么”。研究人员认为，这种差距正是未来研究的核心方向。

此外，研究还提出，抹香鲸的交流能力可能与其高度社会化的群体结构密切相关。它们通过家族群体生活、协同捕猎和长期社交关系维持复杂的互动网络，这种社会结构为复杂通信系统的发展提供了基础条件。

虽然这些发现令人兴奋，但研究团队也强调，目前的结论仍然处于初步阶段。要确认抹香鲸是否真正拥有类似语言的系统，还需要更多跨学科的数据支持，包括行为学、声学以及长期生态观察。

总体来看，这项研究为人类理解动物沟通系统提供了新的视角，也让我们重新思考语言的起源与演化。抹香鲸的交流方式可能并非简单的声音信号，而是一种高度结构化的沟通体系，其复杂程度或许比我们过去想象的要接近人类语言得多。

本文译自：theguardian（编译 / 整理：olaola）

图片来源：unsplash/Oliver Tsappis

然而，真正的变化发生在清理过程中。在显微镜下，当研究人员用细针一点点剥离包裹其外的沉积物时，一些出乎意料的结构逐渐显露出来——那是一对从头部伸出的前爪，而且保存状态相当完整。这个发现立刻让人意识到，这块“普通”的化石并不普通。

问题在于，这样的结构本不应该出现在这个时代。已知的早期节肢动物，在对应的位置通常长的是触角，而不是用于捕食的前爪。换句话说，这对爪子的出现，打破了原有的认知，也意味着某些关键特征的演化时间可能被大大提前。

这块化石属于一种名为Megachelicerax cousteaui的古老海洋掠食者。它其实早在40多年前就已经在美国犹他州西部的沙漠中被发现，但一直未被完全研究。直到最近，这件标本才真正显现出它的价值。研究表明，它可能是目前已知最早的螯肢类动物，而这一类群正是现代蜘蛛、蝎子、鲎以及海蜘蛛的共同祖先分支。

为了弄清它的结构细节，勒罗西-奥布里尔花费了超过50个小时，在显微镜下进行极为细致的清理工作。这种工作不仅需要耐心，更需要经验，因为任何一个操作失误，都可能破坏珍贵的解剖信息。随着研究的深入，这只动物的形态逐渐清晰：它的体长大约三英寸，拥有一个覆盖头部的甲壳，以及由九个体节组成的躯干结构。

更令人惊讶的是它的“分工明确”。头部下方的附肢显然已经具备进食和感知环境的功能，而身体后部的结构则更适合呼吸和游动。这种功能分化程度，对于那个年代的节肢动物来说，已经相当先进，甚至有些“超前”。

在已知的进化框架中，螯肢类动物通常拥有两个主要体区：前部的头胸部和后部的腹部，以及四对行走足，还有用于捕捉猎物的螯肢和辅助抓取的触肢。而在此之前，科学界普遍认为，这一类动物最早可以追溯到大约4.8亿年前。如今，这件化石将这一时间点向前推进了约2000万年，直接改写了相关演化历史。

更重要的是，它填补了一段长期存在的“空白”。在过去，科学家一直不确定：这些用于捕食的爪状结构，以及身体分区的形成，究竟是先后出现，还是同步演化。而这件标本提供了关键线索——这些前爪很可能在某些原始附肢消失之前就已经出现，并逐渐演变为更接近现代蜘蛛腿部的结构。

与它同时代的一些生物，例如经典的三叶虫，外形仍然显得相对“原始”，而这种生物却已经展现出接近现代节肢动物的特征。正因如此，它被认为是一个重要的过渡类型，连接了早期简单结构的节肢动物与后来高度分化的螯肢类群。

参与研究的另一位科学家，哈佛比较动物学博物馆的哈维尔·奥尔特加-埃尔南德斯也指出，这一发现在一定程度上“调和”了此前的多种假说——不同观点中各自正确的部分，在这块化石中得到了统一的解释。

这种古老生物的命名同样别具意义。它被命名为Megachelicerax cousteaui，是为了纪念著名的法国探险家雅克-伊夫·库斯托。正是他的纪录片与环保理念，激发了一代又一代人对海洋与未知世界的探索热情。

回过头来看，这块化石的故事本身也颇具象征意义。它最初由一位业余古生物爱好者发现，随后被捐赠给博物馆，在漫长的时间里被妥善保存。直到数十年后，随着研究条件的成熟，它的真正价值才被揭示出来。这不仅说明科学发现往往需要耐心与时间，也提醒人们，许多重要线索，可能就隐藏在那些看似普通的事物之中。

或许正如研究者所说，化石并不只存在于遥远的研究机构，它们散布在世界各地的岩层之中，等待被发现。只要愿意走出去，多观察身边的自然环境，那些沉睡了数亿年的故事，也许就在脚下静静等待被重新讲述。

本文译自：popsci（编译 / 整理：olaola）

封面图片：unsplash/Po-Hsuan Huang

不过，这些研究仍然无法给出犬类最初被人类驯化的明确时间、地点以及具体原因，但它们在一定程度上缩小了可能的范围。研究人员也指出，早期犬类并非局限于某一个人类群体，而是在不同地区之间随着人群迁徙而被带走和交换，这也解释了犬在早期社会中所扮演的重要角色，以及它们在不同生活方式的人群之间所具有的共同价值。

在冰河时代，人类大约是从灰狼的群体中逐渐驯化出犬类。然而即便经过长期研究，这一过程究竟发生在何时何地仍然没有定论，更不清楚具体动因是什么。研究中的一个难点在于早期犬与狼在形态上非常相似，考古遗骸往往又不完整，因此很容易产生误判。过去曾有一批距今约三万年的骨骼被认为可能属于早期犬类，但在后续DNA分析中被确认实际上仍然属于狼。直到近期研究之前，已知最早的犬类DNA样本大约来自一万一千年前的遗存。

为了突破这一限制，研究团队从多个疑似犬类遗骸中提取并分析古代DNA，其中包括来自英国某洞穴遗址以及土耳其一处古人类活动遗址的碎骨材料。尽管这些骨骼破碎严重，甚至难以拼接，但通过高灵敏度的基因组测序技术，研究人员仍然成功恢复了其中的遗传信息。结果显示，其中一处约一万五千八百年前的遗骸属于一只幼年雌性犬，而另一处约一万四千三百年前的遗骸也明确属于家犬。这些样本之间的基因相似度非常高，说明当时的家犬群体在欧亚大陆已经具备较快的扩散能力。

值得注意的是，这些早期犬类生活的人类群体虽然同属于冰河时代的狩猎采集者，但在生计方式上存在差异。例如部分地区的人群除了狩猎之外，还大量依赖捕鱼和捕捉小型鸟类，而另一些地区则主要以陆地狩猎为主。然而不论生活方式如何不同，两地的人类都以相似方式对待犬类遗骸。在某些遗址中发现犬类头骨上存在人为加工的痕迹，这种处理方式与同时期人类遗骸的处理方式相似，暗示这些犬类可能在仪式或象征性活动中具有特殊意义。在另一些遗址中，犬类遗骸甚至被有意埋葬在逝者附近。同时同位素分析显示，这些犬类的食物来源与人类高度重合，表明它们与人类共享生活资源。

在另一项针对大量疑似犬类与狼类遗骸的筛查研究中，研究人员通过改进的DNA捕获与分析技术，从数百份样本中成功识别出多只早期犬类个体。这些犬类主要生活在欧洲的狩猎采集人群之中，其中包括来自瑞士地区的一万四千多年前样本。研究结果显示，这些早期犬类的遗传特征具有较强的延续性，它们的一些基因成分在后来随着农业人群的迁入而进一步传播，并对现代欧洲犬种的形成产生了影响，例如部分牧羊犬类的祖先成分中仍可见到这些早期犬群的遗传痕迹。

有研究者认为，这些早期犬类似乎并不会随着人类文化的变化而发生快速替换，而是随着不同人群迁徙逐渐扩散，因此它们更像是与人类共同移动的“随行动物”。同时也有分析认为，这些早期犬类之间可能存在密切的遗传联系，甚至在欧亚大陆较大范围内形成了一个相对统一的冰河时代犬类群体。这一观点意味着，早期犬类的扩散速度可能比此前预想的更快。

关于犬类的起源问题，目前仍存在不同观点。有研究倾向认为，犬类最初可能起源于亚洲某一地区，因为古代以及现代犬类在遗传上与亚洲古狼群的关系更为接近。此外，一些对现代犬类多样性的分析也显示，中亚地区的犬类群体可能在现代犬种演化过程中起到了重要作用。因此，有学者认为犬类起源于欧洲的可能性相对较低。

不过也有研究者指出，犬类驯化的起源地范围极其广阔，目前仍缺乏决定性证据来锁定具体区域。一些早期假设曾认为犬类可能在欧亚大陆不同地区分别独立驯化，但最新的遗传证据更倾向于它们之间存在共同祖源。总体来看，这些研究虽然尚未最终解决犬类起源之谜，但已经大幅缩小了研究范围，并为未来进一步分析保存较差的古代遗骸提供了新的技术路径。

本文译自：nature（编译 / 整理：olaola）

封面图片：unsplash/Clayton Manche

这一现象看起来非常直观，也符合常识——
深色表面更容易吸收阳光热量，而浅色则能够反射光线，从而帮助降温。

但这个规律，其实一直只建立在人类“看得见的世界”里。

🧪 看不见的光：科学家打开了“新维度”

最近，一组研究人员将博物馆中的鸟类标本带入实验室，使用能够检测不可见波长光的先进仪器，重新审视这一传统认知。

结果令人意外。

他们发现：
某些鸟类在处理**红外线（人类完全无法看见的太阳能量）**方面，存在显著差异。

而红外线，恰恰占据了太阳辐射中极其重要的一部分，甚至会影响动物的体温调节与生存策略。

🐦 代表物种：北方白冠鹑的惊人发现

研究中最引人注目的对象之一，是北方白冠鹑（Northern Bobwhite）。

这种鸟类分布广泛，从美国北部到南部均有存在。

有趣的是：

👉 在人类可见光下，不同地区的白冠鹑几乎没有差别
👉 但在测量整个太阳光谱（包括近红外）后，差异突然出现

来自**寒冷地区（如爱荷华州）**的种群，
吸收了明显更多的“看不见的太阳能量”。

而来自温暖地区的个体，则反而吸收较少红外辐射。

🧠 一个关键发现：外表一样，但“热管理系统”不同

这意味着什么？

这些鸟类看起来完全相同，
但在“不可见层面”，它们正在以不同方式处理热量。

更重要的是，这种差异：

✔ 不影响外观
✔ 不影响伪装
✔ 不影响捕食者识别

却可能显著影响它们的体温调节能力

🔬 研究方法：从博物馆标本到全光谱分析

该研究团队来自多所大学与自然历史博物馆，他们选择了五种广泛分布的鸟类，包括：

• 大角鸮
• 北方白冠鹑
• 斯特勒松鸦
• 歌麻雀
• 普通渡鸦

并分别选取不同气候区域的种群进行对比分析。

研究人员使用多种精密设备，测量鸟类羽毛对不同波长光的反射能力：

• 紫外线（鸟类可见，人类不可见）
• 可见光
• 近红外光
• 中红外光（与热辐射密切相关）

通过这些数据，他们计算出两个关键指标：

✔ 鸟类吸收多少太阳能
✔ 鸟类向外散发热量的效率

🌤 不同环境，不同“隐藏适应”

研究结果显示，不同鸟类表现出不同策略：

🐦 开放环境物种

如白冠鹑与部分麻雀
→ 更容易暴露在阳光下
→ 更明显出现气候适应差异

🌲 遮蔽环境物种

如部分松鸦
→ 环境影响较弱

🌙 夜行物种（如大角鸮）

→ 几乎不受太阳辐射压力影响
→ 差异最小

❄🌡 最令人意外的结果

当研究团队把分析扩展到整个太阳光谱后，发现：

❄ 寒冷地区的鸟类

吸收更多整体太阳辐射（包括不可见红外）

🌡 温暖地区的鸟类

反而在某些情况下吸收较少热能

更令人意外的是：

👉 有些物种在“可见光”中完全相同
👉 但在“红外光”中差异巨大

这说明一个重要事实：
自然选择可能在一个人类看不见的维度上进行优化

🧩 渡鸦的“反常现象”

普通渡鸦的结果尤其有趣。

研究发现：

• 来自温暖地区的渡鸦反而吸收更多太阳能
• 与其他物种的趋势相反

但这并不矛盾。

在强风和高暴晒环境中，
较深羽毛可能更利于热量通过空气流动散出。

也就是说：

👉 深色 ≠ 一定更热
👉 环境流动性会改变热力学结果

🔥 中红外揭示的“隐藏热能力”

研究还测量了鸟类向外辐射热量的能力。

结果显示：

• 各物种整体差异不大
• 只有少数种群存在轻微差异
• 大多数变化统计上并不显著

这说明：
热辐射能力可能比颜色更稳定，但仍存在微妙调节空间。

⚠ 研究的局限性

研究人员也坦言存在一些限制：

• 样本量较小
• 部分物种每组仅3–4只
• 博物馆标本来源统一，可能存在偏差
• 性别因素未完全控制
• 不同测量设备导致部分数据难以完全对比

因此，这些结论仍属于初步发现。

🌱 一个更大的科学问题被打开

尽管存在限制，这项研究提出了一个非常重要的观点：

👉 动物适应环境，可能不仅发生在人类“看得见的层面”

过去科学主要关注：

• 颜色
• 体型
• 行为

但现在看来，还有一个被长期忽视的维度：

🌈 “不可见光谱中的进化”

🧠 结论：进化可能比我们想象得更精细

如果这些结果成立，那么意味着：

✔ 鸟类可能在“红外层面”进行气候适应
✔ 这种适应不会影响外观
✔ 因此长期被科学忽视

自然选择可能正在进行一种“隐形优化”：

在人类看不见的光谱中，持续调整生命的生存策略

🌍 最后的思考

我们看到的世界，只是光谱中的一小部分。

而在我们看不见的地方，
进化或许早已悄悄完成了更复杂的计算。

也许，自然界真正的“秘密”，
一直都藏在我们无法察觉的光里。

本文译自：studyfinds（编译 / 整理：olaola）

封面图片：unsplash/Wolfgang Hasselmann

对于罗切斯特大学脑与认知科学系教授、认知生物学家多拉·比罗来说，这样的问题远不止于宠物的行为。她关注的是一个更宏大的问题：个体的思考是如何在群体中汇聚，最终形成协调而高效的集体行为。从鸽子成群飞回巢穴，到鱼群同步转向，再到灵长类动物复杂的社会协作，这些现象都在她的研究范围之内。

在人类社会中，当一群人需要做出集体决策时，最常见的方式是通过语言沟通。但动物没有语言系统，却依然能够实现高度协调的行动。比罗认为，这本身就是一个值得深入探索的谜题。通过研究具有思考能力的个体如何在群体中互动，并观察不同物种之间这些能力的差异，她试图回答一个更深层的问题：理解动物的思维方式，是否也能帮助我们更好地理解人类自己。

为了寻找答案，比罗长期在自然环境和实验室中观察各种动物。她的研究跨越多个物种和多个大陆，从非洲的黑猩猩和狒狒，到纽约罗切斯特附近的鱼群和信鸽。她实验室的重要研究方向之一，就是动物的集体行为——也就是动物群体如何协调行动，并最终呈现出复杂的群体模式。

有趣的是，这一研究领域最初的灵感并不来自生物学，而是来自物理学。研究者曾尝试用物理模型来解释动物群体的运动方式。在这种模型中，群体中的每一个个体就像一颗粒子，它们会与附近的“邻居”发生互动，并遵循一些简单规则。

这些规则其实并不复杂：靠近邻居，但不要过于靠近；同时让自己的移动方向与周围个体保持一致。当大量个体同时遵循这些简单规则时，复杂的群体行为便会自然产生。例如天空中大规模椋鸟群的同步飞行现象——一种被称为“mururation”的壮观场景。

研究发现，在这种飞行中，每只鸟都会根据最近邻居的位置调整自己的运动方向，这种局部互动会像波纹一样传播，最终使整个鸟群仿佛一个整体般流动。

比罗指出，在这种情况下，并不需要真正的“领导者”。群体中的个体甚至可能不知道谁在带领方向，因为根本不存在一个固定的指挥者。群体的结构和秩序，是通过个体之间简单而局部的互动逐渐形成的。

这一原理不仅适用于动物群体，在人类社会中也同样存在。例如城市街道上的行人流动，大多数人只会对身边的人做出反应，而不是对整个群体进行整体判断。但即便如此，大量行人仍然能够自然地形成稳定而有序的流动模式。

同样的机制还可以解释交通流动、体育场人群移动等现象。简单的局部互动逐渐放大，最终形成复杂而有序的群体行为，无论是在人类、鱼类还是鸟类中都能观察到类似模式。

不过，近年来研究者开始意识到，仅仅把动物视为完全相同的“粒子”可能过于简单。现实中的动物个体，就像人类一样，在经验、知识、动机和能力上都存在差异。

这些个体差异在群体行为中同样会发挥重要作用。比罗和她的团队开始关注这样的问题：当群体成员拥有不同经验和认知能力时，这些差异会如何影响集体决策？如果再加入社交意识、沟通能力等认知因素，群体最终做出的选择会不会更加高效？

在罗切斯特大学，比罗主要利用信鸽研究这些问题。信鸽是一种非常理想的研究对象，因为它们具有出色的导航能力，同时也倾向于群体飞行。

当信鸽单独飞行时，每只鸟都会逐渐形成自己独特的归巢路线。这些路线往往由地标、经验以及个人记忆共同塑造。但信鸽并不喜欢单独飞行，因为群体飞行能够提供更高的安全性。在群体中，它们必须协调彼此不同的路线偏好，最终选择一条共同的回家路径。

为了研究这一过程，比罗和团队在校园附近建造了鸽舍，并为鸽子安装了微型GPS追踪器。这些追踪器体积非常小，可以像脚环一样佩戴在鸽子腿上。研究人员会把鸽子带到罗切斯特周边不同地点放飞，然后开车返回校园。而等他们回到实验室时，鸽子往往已经先一步飞回了鸽舍。

在实验中，研究人员有时会单独放飞一只鸽子，有时则让不同组合的鸽子一起飞行，比如让经验丰富的鸽子和“新手鸽子”组成队伍，或者让年轻与年长的鸽子共同飞行。

GPS数据揭示了一些有趣的现象。群体决策往往是一种妥协，但并不总是平均分配。例如有时鸟群最终选择的路线，会更接近某一只鸽子的原有路径。

在这种情况下，研究人员就会把那只被其他鸽子跟随的个体视为“领导者”。但这种领导并不是自我宣称的，而是通过群体行为自然形成的——因为其他成员选择跟随它。

比罗指出，领导地位并不是固定不变的特质。某个个体可能因为更有经验、更有动力，或只是更坚持自己的方向而成为领导者。有时情况甚至相反：某个个体并没有特别想领导，但其他成员更愿意跟随它，于是它便自然成为队伍的前方。

站在队伍前面虽然能让个体更容易到达自己想去的地方，但同时也伴随着风险。在许多物种中，走在最前面的个体更容易遭遇捕食者。

尽管如此，从整体来看，群体通常比单个个体更容易做出正确决策。数学模型以及对人类和动物的研究都支持这一观点。群体成员越多，就越可能拥有更多独立信息来源，从而降低判断错误的概率。

比罗认为，群体实际上像一个分布式的感知系统。每个成员都在收集环境信息，并通过行为与其他成员共享。研究者把这种现象称为“多眼假说”。

在这种系统中，一个个体如果发现捕食者并开始逃跑，这种反应会迅速在群体中传播，从而使整个群体做出统一行动。

不过，集体行为并不总是有益的。有时候，简单规则也会带来灾难性后果。例如所谓的“蚂蚁磨坊”现象——蚂蚁排成队伍不停绕圈，最终走到筋疲力尽而死。原本用于追踪食物路径的行为规则，在特殊条件下反而导致致命循环。

类似的情况在人类社会中也会出现。在紧急疏散时，人们往往会本能地快速冲向出口，结果反而造成严重拥堵。如果人群能够稍微放慢速度，反而可能更快撤离。但这种做法往往违背直觉。

因此，对动物群体行为的研究也为建筑设计和安全管理提供了重要参考，例如紧急出口布局、人群疏散策略以及城市行人流动设计等。

然而，比罗的研究并不仅仅停留在群体运动层面。为了理解智能和行为的起源，她还尝试比较不同物种之间的认知能力。

通过比较灵长类动物、其他哺乳动物甚至鱼类，研究者可以逐渐重建认知能力的进化历史，并寻找其中的共同规律。某些集体智能机制可能在不同物种中独立出现，而这往往反映了进化过程中相似的环境压力。

当亲缘关系较近的物种拥有类似行为时，这通常意味着它们继承自共同祖先。但如果像鱼类和灵长类这样远亲的物种也发展出类似策略，那么这种现象很可能属于趋同进化，也就是不同物种在相似环境中独立形成相似解决方案。

从这个角度看，鱼群的协调运动不仅仅是一种自然奇观，它也是帮助科学家理解灵长类甚至人类行为的重要线索。

为了进一步探索认知机制在与人类关系最近的物种中的表现，比罗还参与了西非几内亚博苏森林的一项长期研究。这是全球持续时间最长的黑猩猩认知研究项目之一。

几十年来，研究人员通过视频记录持续观察当地黑猩猩群体，从中了解它们如何学习、衰老和适应环境。

在最近的研究中，比罗的团队注意到一只年长雌性黑猩猩出现明显的认知能力下降。这只黑猩猩过去在解决问题方面非常出色，但随着年龄增长，它开始变得困惑，解决问题的能力逐渐下降。这种变化与许多人类在老年阶段出现的认知衰退非常相似。

黑猩猩与人类的最后共同祖先大约生活在六百万到八百万年前。如果黑猩猩也会出现类似痴呆的症状，那么像阿尔茨海默病这样的疾病，可能在进化历史中出现得比人们原先认为的更早。这些发现或许会帮助科学家更好地理解人类老年疾病的起源。

此外，比罗还在莫桑比克戈龙戈萨国家公园研究狒狒的行为。这里的生态环境被认为与早期人类进化时期的环境非常相似，资源波动明显，同时捕食者压力较大。

由于内战的影响，这个国家公园曾长期缺少大型捕食者，例如豹子。随着近年来捕食者逐渐被重新引入，研究人员开始观察狒狒群体如何适应新的威胁。

一些科学家提出过一种假说：在人类进化早期，如果捕食者数量减少，人类可能会拥有更多时间进行探索、游戏以及创造活动，这或许促进了工具制造和技术的发展。

通过观察狒狒对捕食压力变化的反应，研究者或许可以找到这种假说的线索。

比罗认为，这些研究最终不仅是在理解动物，更是在帮助我们理解人类自身。

人们常常问她：动物是否像人类一样思考？她承认，这个问题可能永远没有完整答案。

“有些事情我们或许永远无法真正知道，”她说，“但几乎可以肯定的是，这些动物的内心世界比我们目前能够理解的更加复杂。”

对她而言，这种不确定性并不是忽视动物的理由。恰恰相反，理解动物的思维方式，可以帮助人类重新思考自己在自然世界中的位置。从城市环境设计到生态系统管理，人类与其他物种的关系都可能因此发生改变。

通过研究动物的认知能力，我们不仅能够理解它们为什么会拥有某些能力，也能反思人类自身为何在某些方面发展得更强，而在另一些方面却不如其他物种。

正是通过这样的比较，人类或许才能真正理解自己在生命世界中的位置。

本文译自：rochester，由olaola编辑发布

封面图片：unsplash/Lutz Stallknecht

研究团队重点研究了11种来自按蚊属白鳍蚊的物种，因为这些物种的基因组对于整个群体的遗传学有着清晰的概览。部分物种是“亲人”蚊——以人类为食的蚊子，例如按蚊和拜迈按蚊，它们是疟疾的传播者。还有一些物种则专门以非人灵长类动物（主要是猴子）或两者为食。研究人员利用这些基因数据，并结合基因突变率，重建了蚊子的进化历史。最终，研究显示，蚊子首次叮咬人类的时间和地点大致可以追溯到一个名为“巽他兰”的水下陆地，现今这一地区覆盖了马来半岛、婆罗洲、苏门答腊和爪哇。白鳍蚊类是最早适应咬人类的蚊子，而其他类型的蚊子则是在近一万年内才演变出这一习性。

“我们没想到这个群体会在这么久之前就起源，”英国曼彻斯特大学的进化生物学家凯瑟琳·沃尔顿说道。“最简单的解释是，蚊子对早期人类的到来做出了反应。”

在人类出现之前，蚊子主要靠吸食雨林树冠中非人灵长类动物的血液。这个行为被认为是蚊子的“祖先行为”，而此前的研究显示，蚊子开始咬非人灵长类动物的时间大约可以追溯到360万多年前。

关于最早的非洲人类祖先何时迁徙到亚洲，考古学家们仍在争论。但这项蚊子遗传学的新研究显示，蚊子的叮咬习性与这一迁移有密切关系，约180万年前，这种迁徙开始发生，与最近的研究发现中国最古老的直立人头骨的年代相符。

直立人必定在东南亚地区生活并繁衍生息，这推动了蚊子叮咬习性的进化。这一进化似乎是基于早期人类独特的气味。沃尔顿说：“要想产生进化变化，需要大量的直立人。”

尽管估计3600种现代蚊子中，只有大约100种进化出了咬人类的能力，但这些昆虫自那以后就一直打破了人类安静夜晚的宁静，成为了我们生活中难以避免的困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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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月25日发表在《生物学快报》（Biology Letters）上的一项新研究，在以往推算的基础上更进一步，通过检测尿液样本，提供了黑猩猩确实摄入酒精的生理证据。研究团队发现，这种现象并非个例，而是在野生种群中相当普遍。

来自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的生物学家阿列克谢·马罗在一份声明中表示，他们发现黑猩猩体内存在广泛的“饮酒”生理痕迹。这意味着，黑猩猩并非偶尔误食，而是经常性地摄入含有乙醇的发酵水果。

黑猩猩是人类现存最近的亲缘物种之一，因此这一发现引发了更深层次的思考：人类对酒精的偏好，是否可能具有进化根源？这一思路与所谓的“醉猴假说”相呼应。该假说认为，远古灵长类祖先可能通过气味识别出发酵水果，而乙醇气味意味着高热量来源。在资源竞争激烈的环境中，能够识别并利用这类食物，或许是一种优势。人类后来对酒精的偏好，可能正是这种适应性的延续。

不过，研究人员也强调，目前还无法确认黑猩猩是否有意识地选择酒精含量更高的水果。换言之，它们究竟是“有意饮酒”，还是单纯偏爱成熟果实，仍有待进一步研究。尽管如此，团队成员认为，这项研究为“人类饮酒习惯可能具有深层进化基础”的观点提供了新的支持。

在去年的一项分析中，马罗和同事根据野生黑猩猩每天食用的发酵水果数量，以及水果中测得的乙醇含量，推算出它们的酒精摄入水平。但那时仍停留在间接估算阶段。为了寻找更直接的证据，研究团队决定检测动物体内的酒精代谢产物。

在野外给黑猩猩做呼气酒精测试显然不现实，于是他们采用了另一种方式——尿液分析。研究人员前往乌干达的基巴莱国家公园，在那里一个名为恩戈戈的长期黑猩猩研究点开展采样工作。

在热带森林中收集尿液并不容易。团队经过一段时间摸索，最终学会从森林地面的落叶、低洼积水和水坑中采集新鲜样本。最终，他们成功收集到19只不同黑猩猩的20份尿液样本，其中包括9只雌性和10只雄性，年龄分布在10岁至46岁之间。

接下来，研究人员利用市售检测试纸，检测尿液中一种名为乙基葡萄糖醛酸酯的物质。这是一种在体内代谢酒精时产生的代谢产物，常被用于判断是否摄入过酒精。第一轮检测所用试纸对每毫升300纳克的浓度敏感，结果显示20份样本中有17份呈阳性。随后，研究团队从中挑选11份样本进行更严格的检测，使用对每毫升500纳克敏感的试纸，其中10份样本仍然达到更高阈值。

作为对比，人类在24小时内饮用一到两杯标准酒精饮料后，体内乙基葡萄糖醛酸酯水平通常可达到500纳克每毫升左右。研究合著者、同样来自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的生物学家罗伯特·达德利表示，这些检测结果相当显著，而且是基于一天暴露时间周期的保守估计。一些指标甚至超过了部分临床或法医学判断标准所参考的人体阈值。

研究人员进一步分析发现，这些黑猩猩摄入的酒精主要来自一种被称为“星苹果”的丰产果实。这种水果中乙醇含量约为0.09%，浓度并不算高。然而，结合尿液中代谢物的浓度推算，这意味着黑猩猩可能在一天内食用了大量发酵果实，甚至达到数公斤之多。研究者形容，在丰收季节，黑猩猩会在树上激烈争抢这些果实。

尽管这项研究为理解黑猩猩与酒精之间的关系提供了实证基础，但关于酒精对它们的具体影响，目前仍缺乏明确答案。酒精是否对黑猩猩产生类似人类的精神活性作用？它们会感到轻微兴奋或放松吗？这种状态是否会对群体互动产生影响？

科学家提出了一些可能性。例如，适量酒精是否有助于缓解紧张情绪，从而在群体内部促进社会联系？在人类社会中，酒精常被视为一种“社交润滑剂”，能够降低戒备、增强交流。如果黑猩猩也在类似场景中摄入发酵水果，那么这种行为是否在进化过程中发挥过某种社交功能？

此外，研究人员还关心酒精是否会影响黑猩猩的攻击性、等级互动，甚至雌性繁殖周期的节律。毕竟，在复杂的社会结构中，哪怕轻微的行为变化，都可能产生长期影响。

目前，这些问题仍有待进一步观察与实验验证。但可以确定的是，野生黑猩猩摄入酒精并非偶然，而是有生理证据支持的普遍现象。这一发现不仅让我们重新认识黑猩猩的饮食行为，也为理解人类与酒精之间的关系提供了新的进化视角。或许，人类举杯畅饮的历史，比我们想象的还要久远。

本文译自：smithsonianmag，由olaola编辑发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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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首次探讨了埃及果蝠在被放归野外后，早期经历多变且富有挑战性的环境，对其行为表现的长远影响。研究团队将40只幼蝠分别饲养在两种截然不同的环境中：一种环境资源丰富、充满变化，每天都有新的挑战等待它们去解决以获取食物；另一种环境则稳定且缺乏变化。几个月后，研究人员通过GPS设备追踪记录了蝙蝠的飞行轨迹，全面观察它们在野外的行为表现。

结果显示，成长于资源丰富环境的蝙蝠表现出更为大胆和探索性更强的行为。它们飞行距离更长，每晚外出觅食的时间更多，活动范围几乎是在稳定环境中成长的蝙蝠的两倍。例如，肥沃环境下成长的蝙蝠平均探索的觅食区域约为八平方公里，而稳定环境下成长的仅约三平方公里。它们离开群体的最大距离也显著更远，平均约1.3公里，而对照组仅为0.8公里。同时，它们每晚在群体之外活动的平均时间约为四小时，而对照组蝙蝠不足三小时。

为了排除这些差异可能源自蝙蝠先天性格的可能性，研究人员在幼蝠接触不同环境前，对其性格特征进行了实验室评估。结果显示，这些性格特征并不能预测成年后蝙蝠在野外的行为。换句话说，蝙蝠天生的倾向无法解释它们成年后的行为差异，而早期成长环境才是决定性因素。

Adi Rachum指出：“果蝠本身具有显著的行为灵活性和学习能力。我们的研究表明，它们早期接触的环境会深刻影响它们探索世界的方式。”Yovel教授补充道：“过去的研究发现，城市蝙蝠往往更具探索性，而乡村蝙蝠相对保守。当前的研究结果或许能够解释这些群体之间行为差异的形成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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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物保护领域的好消息并不常见。东京短鼻猴（Rhinopithecus avunculus）——这种具有色彩斑斓面孔和宽大嘴唇的极度濒危灵长类动物——的种群数量正趋于稳定。

这一消息尤为鼓舞人心，因为东京短鼻猴不仅是极危物种，也是现存最濒危的灵长类动物之一。这种独特外形的物种栖息在越南北部的喀斯特石灰岩山区，主要分布在两个保护区：关巴森林和考卡物种与栖息地保护区。

“动植物”保护组织在最新的种群普查中确认，考卡保护区内东京短鼻猴的种群稳定。根据这项人口普查，保护区内的灵长类动物数量约为160只。调查是在该物种的繁殖季节之外进行的，过程中还发现了幼猴的存在。这项为期19天的调查工作是通过动植物保护团队与当地社区组织的合作完成的，采用了包括双筒望远镜、热成像无人机、相机陷阱等现代技术手段，也结合了传统的调查方法。团队还试验了新的调查方式，按照网格地图划分调查区，每个小组专注于地图的一个区域，以此提高效率，避免重复计数。

“这些数字依然较少，但令人欣慰的是，我们在考卡保护区内识别出了多个猴群，并且未发现偷猎或陷阱的痕迹。”动植物保护局东京短鼻猴项目经理陈春初在声明中说道。“尽管偷猎曾是该物种的主要威胁，但如今最大的挑战是栖息地丧失和森林砍伐，尤其是由农业扩张引起的。我们正在与政府合作，加强保护区的管理，并恢复能够支持东京短鼻猴繁衍生息的生态走廊。”尽管最近对种群数量的估算约为250只，但这一数字仍然相当脆弱。尽管如此，越南的动植物保护团队仍然对东京短鼻猴的复苏保持“谨慎乐观”的态度。

“自项目启动以来，当地社区对于保护东京短鼻猴的意识有了显著提升。社区保护团队成员陈文安表示：“人们现在不仅更加关注保护越南特有物种，还更加重视森林栖息地和其他野生动物保护的重要性。”“该项目还引入了一系列生计活动，为当地家庭提供了额外收入，帮助减少了对森林资源的依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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