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名男子正划着独木舟，顺着宽阔而透明的河水缓缓前行。当他靠近河岸的沙滩时，举起步枪开了两枪。村民们迅速聚集迎接他与他尊贵的客人——一头熊。这头熊不是普通动物，而是仪式的中心。猎人们早已在森林里完成了准备工作：剥去了熊的外衣，取下鞋子和手套，也就是说，它已被剥皮。妇女和孩子们轻轻抚摸熊皮，亲吻它的毛发，恳求熊在森林里采摘浆果时不要惊扰他们。随后，熊被小心地安置在一间特别准备的屋子里，屋内摆放着它偏爱的树木——一棵年轻的西伯利亚松。人们开始唱起托鲁姆的歌，托鲁姆是森林之神，也被认为是熊的父亲。仪式的意义在于，将托鲁姆儿子的灵魂隆重送回森林，以免伤害杀死它的人。“木头中诞生了，”男人们齐声唱道，“一个勇敢的新生命诞生了。”
这种仪式体现了人类与森林之间的深刻依存关系。参与庆典的是居住在西伯利亚西北部阿甘河流域的汉特人。他们的祖先在公元五世纪左右就定居于此，比斯拉夫人的入侵早了数百年。1989年，爱沙尼亚作家兼电影制作人伦纳特·梅里拍摄了这场熊仪式，收录在纪录片《托鲁姆之子》中。梅里本人在1941年因斯大林吞并爱沙尼亚而被流放至伏尔加河流域，当时他仅十二岁。成年后，他对乌拉尔语系的汉特语和曼西语产生了浓厚兴趣——这些语言与匈牙利语有亲缘关系，更远的关系则与芬兰语和爱沙尼亚语相近。这个古老语言家族的成员不仅共享词汇，还因俄罗斯统治历史而维系紧密联系。
《托鲁姆之子》是一首关于生存、回归与尊重自然的颂歌。1992年，梅里成为新独立爱沙尼亚的第二任总统，他把西伯利亚森林的记忆带入国家治理的最高层。2006年，他安葬于塔林的森林公墓，与爱沙尼亚名人长眠于树影之间。
汉特人的熊仪式经历了漫长的历史变迁：先是面对俄国帝国传教士和殖民者的冲击，随后又遭遇苏联时期的强制现代化、集体化和政治镇压。关于汉特宗教的最早记录之一来自俄罗斯祭司，他们向西伯利亚大主教提交报告，警告异教信仰依然存在。十九世纪下半叶，民族学家们对熊仪式表现出浓厚兴趣，尤其是来自芬兰和匈牙利的研究者，他们被这些语言和自己语言的联系深深吸引。令人惊讶的是，同一个族群的后代，一支最终迁往布达佩斯的巴洛克宫殿，另一支却继续生活在北方偏远的森林中，依靠狩猎、捕鱼和采集为生。
这种历史联系带着另类的历史气息：如果匈牙利人从未发展农业，未拥有宏伟庄园，也未建设城市，那么历史可能完全不同。直到二十世纪中叶，汉特人仍依赖驯鹿、森林和河流的馈赠——浆果、松子、干鱼、冷冻肉类以及干禽。他们的生活方式与几千年前的北欧亚社会并无二致，仿佛人类文明在这里沿袭着最原始、最稳定的脉络。
在梅里拍摄的河流西北几百公里外，沙质高地俯瞰着广袤的西伯利亚平原。西伯利亚松、云杉和落叶松的林木交错盘旋，渐渐过渡到湿润的棕色沼泽。这里是北极苔原前的最后一片针叶林，宽阔而缓慢流淌的河流至今仍是汉特人及其他土著群体的重要通道——夏天乘舟，冬天走冰路。白色苔藓覆盖地面，是驯鹿的重要食物。这片偏远森林似乎并非文明的摇篮，却是世界上最古老的防御性定居点之一。
Amnya遗址因附近同名河流而得名，其发现震惊了考古界，也挑战了人们对社会演变的传统认知：人类如何从狩猎采集社区过渡到农业社会？放射性碳测年显示，这些防御工事建于八千年前，比此前认定的区域最早定居点早了约五千年，也比欧洲类似堡垒出现早了数百年。这座小巧的林木堡垒位于欧亚大陆最北端，部分因森林寒冷与沼泽环境不适合耕作而得以保存。至今，附近土著居民仍避免在可见的房屋遗迹上建造新屋，因为他们认为挖掘可能打扰下界灵魂。
阿姆尼亚堡垒及鄂毕河流域其他类似遗址为考古学家提出了谜题：在贸易出现之前，新石器时代的人为何需要建设防御工事？狩猎-渔民-采集者如何在北方森林深处建造宏伟堡垒？即便今天，距离最近的俄罗斯大城市也需十七小时车程。显然，鄂毕河流域自新石器时代起便具备某种特殊条件。
附近曾有被弃河道改造而成的湖泊，丰富的鱼类资源至今仍吸引着渔民：梭鱼、鲈鱼、白鱼，以及北方稀有的鲑科鱼类——嫩滑银色的穆克松鱼、白肉内尔玛鱼和胡乔泰门鱼。泰门鱼体型庞大，头部呈蓝绿色，尾巴在夕阳下闪烁光芒，传说中甚至成为中国与蒙古古籍里的水怪原型。考古学家推测，阿姆尼亚堡垒最初的目的之一是储存湖泊捕鱼的丰收资源，利用堰坝捕捞鱼类。汉特人及塞尔库普人至今仍使用类似技术，说明八千年前的捕鱼技术已臻成熟。
新石器时代狩猎-渔民-采集者的生活相对优越：冬天食用腌制鱼类，春天狩猎南方候鸟，秋季捕捞迁徙鱼类和麋鹿。陶器的出现，使得他们可以安全储存和烹饪鱼类、鱼油与鱼胶。珍贵食物的积累催生了社会组织与等级，而战争也随之而来。阿姆尼亚遗址出土的石制箭头显示，这些武器更多用于冲突而非狩猎。气候变化引发的人口迁移可能加剧了资源竞争，使欧亚北部的狩猎采集群体以更复杂的方式保护领土。
离开堡垒的居民建造小型建筑，献上石制箭头和装饰陶器，点燃后覆盖赭色土壤，形成红色山丘。这些山丘包含动物骨骼、鹿角与人类头骨，象征西伯利亚斯基泰游牧战士墓葬及异教斯拉夫人的篝火庆典传统，这一传统延续至今。
阿姆尼亚及周边沙湿森林为我们提供了对人类进步的新认知：农业并非社会复杂化的唯一途径。战争和剩余经济可以在没有农业的条件下维持千年，而猎人-渔民-采集者的社会可能比传统假设的更具好战性与复杂性。即使在2020年代，西伯利亚森林仍低语着古老秘密：它是宝箱、避难所、堡垒。在史前，针叶林的鱼类塑造了文明的轨迹；在中世纪，森林的毛皮塑造了欧亚的经济与社会。鄂毕河流域的堡垒成为貂皮储存点，毛皮通过贸易远销中国、意大利和北非，受到君主、贵族、商人和军阀的追捧。
毛皮的价值催生了专业猎人，他们掌握捕捉稀有动物的技巧。北欧亚森林居民因此被模糊地称作“中亚或中国人”。中国史料是对西伯利亚南部边缘居民的最早记载，而非俄罗斯编年史。“Taiga”一词源自突厥语，与森林民族接触而来，如今成为西伯利亚针叶林的代名词。
中世纪穆斯林旅行者阿布·哈米德描述了黑暗之地尤拉：“那里没有战争，也无驯养动物，只有巨大的森林与蜂蜜。”商人通过中间人交换毛皮，财富的获得充满神秘色彩。东斯拉夫人同样将北方毛皮民族神话化，记录中出现食人族、冬眠复活的人群等荒诞描写，但其中亦有历史真核：冬眠象征人熊融合，季节性穿鱼皮和迁徙习俗是真实存在的。
诺夫哥罗德城邦自九至十五世纪，是斯拉夫人向北征服乌拉尔以西森林的权力中心，强迫科米人缴纳毛皮贡品，改变了原先的贸易秩序。至此，森林猎人从自主商人变为领主的臣民。旅行者描绘的半人半兽部落，则体现了文化想象与现实贸易、权力关系的交织。
在这片森林中，毛皮既是生计之本，也是跨文化互动的核心逻辑。从十二世纪穆斯林旅行者的记述，到阿姆尼亚遗址的考古发现，北方森林与其居民持续影响着欧亚大陆的历史与经济格局。森林低语着古老秘密，讲述着文明的另一种轨迹：在鱼类、树木与毛皮之间，人类的社会、战争与文化悄然演变，而猎人-渔民-采集者的智慧与勇气，至今仍在寒风中回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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