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苏联晚期的计划体制下，人们往往并不会认为自己“被压制”了。 事实上，许多人依然在抱怨、写报告、提建议、在会议上发言表达不同意见。 奇怪的是，这个体制与旧式独裁的不同之处在于：人们逐渐意识到，自己的反对声音不会产生任何实际效果。 意见既不会被驳回，也不会被吸收，甚至不会被伪造。 它们只是被体制“消化”为虚无。 正如索尔仁尼琴所说，真正的残酷，不在于暴力，而在于程序的完美。
今天，我们必须警觉——人工智能正在以一种没有警笛、没有制服的方式，重建这种状态。 决策的逻辑正在上移，转向那些公众无法接触的“前端环节”。 在你有机会提出理由之前，系统已经计算完你的资格、可见度、风险等级、可疑度、合规性和授权。 等你再去表达反对意见时，决定早已以代码、算法、合约和规章的形式扩散完毕。 你能上诉的，只是“结果”本身，而不是它产生的逻辑。 结构被颠倒了——参数在结果之后才出现。
这种新的“无法回答”状态不是暴力的，而是计算的、合同化的、自动化的。 医院可以拒绝使用某个AI模型的诊断结果； 银行可能不会“封号”，而是通过算法评估客户的风险线； 社交平台也无需颁布禁令，只需让一个隐藏在合同条款后的分类模型决定谁能被看见、谁会被隐藏。 我们已经看到这种逻辑的现实版本——澳大利亚的“机器人债务”系统，以机器速度自动发放债务，迫使公民先偿还、再上诉。 而多年间，没有任何官员能解释系统的运作理由。 理性被程序替代：不是“这是真的”，也不是“这是正确的”，而只是“这是算法输出”。
这种“输出逻辑”在人类意义上是无法反驳的。 它不需要回应，它只需要执行。 异议、抗议、拒绝访问…… 都不会对它施加任何压力。 与20世纪的高压体制相比，这种结构更危险。 它甚至不声称拥有任何意识形态。 它以“中立”“高效”“减少错误”的名义存在，以优化的姿态消除摩擦。 而人们因为看到AI在局部任务上的“正确性”，就误以为整个系统是合理的。 他们没有意识到，被删掉的，除了冗余与误差，还有“可以提出理由的空间”。
这是一场时间与认知的危机。 人工智能让决策的速度快到，人类的反对还没来得及形成，就已经被抛在后面。 当上诉的窗口期消失时，“申诉权”在结构上就成了空壳。 同时，公众重建“理由链”的能力也在消失——模型的训练数据是非公开的，调整规则由企业保密，算法被法律风险层层封锁。 没有人能追溯一个决定的来历。 异议不是被驳回，而是从未被承认。
一个文明的瓦解，并不总是因为言论被禁止，而是当言论再也无法进入决策机制时，社会就失去了“可争论性”。 我们依然保留着辩论、议会、评论、听证的形式，但这些只是外壳。 连接“争论”和“结果”的因果通道正在被掏空。 仪式还在，杠杆不见了。 于是，一个表面自由的社会，可能在无声中成为“后政治社会”：人们仍在说话，但话语不再通向任何有约束力的地方。
人工智能的真正新颖之处，不在于它能“思考”，而在于它占据了理性通向权力的通道。 它是第一种不仅参与决策、而且取消“可追责决策”的技术。 当决定的理由被封装在模型中，而模型拒绝向人类公开其内部逻辑时，给出理由这件事，就不再是一种公民权力。 反驳必须以“访问”为前提——当建筑禁止进入时，理性也被排除在外。 于是，反对沦为表演，监督变成幻象。
这正是当今全球权力的真实形态。 人工智能的主导地位，不在于它制造新武器，而在于它能在根本层面上取消异议和政治。 历史上，社会能从谎言、审查、甚至恐怖中恢复，但没有任何文明能在失去“被听见的机制”后幸存。 当权力不再需要识别反对，公民就从主体变成了旁观者。 共和国还在形式上存在，却在功能上消失。 人们逐渐适应一个“解释被程序取代、责任被图表取代”的世界，一旦习惯成自然，连曾经的自由记忆都会被抹去。
要改变这种趋势，光靠“道德呼吁”是不够的，必须进行结构性的改革。 我们需要让“可竞争性”成为一种宪法层级的制度设计原则——不是企业审计，而是“公民可重建性”。 任何关键决策系统都必须允许普通人用可理解的语言追溯其因果链，直到找到负责任的主体。 这意味着：风险模型、信用分数、资格判断都必须能被转化为可质疑的陈述，而非密封的算法输出。 同时，关键决策领域必须在法律上被“减速”，以便公众的反言论能够在伤害发生前发挥效力。 任何能改变公民命运的算法决策，都不能被隐藏在不可追踪的代码中。 每一个约束公民的结果，最后都必须落在一个具名、可回答的责任人身上。
我们或许已经来得有点晚，但还不算太迟。 真正危险的是，一旦一代人在这样的体制中长大，他们就会把“无效的异议”当成常态。 人们依然会发声、投票、诉讼，但他们是在一个“麦克风不通向总机”的世界里这样做。 自由不会以暴力的形式结束，而是以一种安静的信念终结——那就是，无论你说什么，都再也不会改变任何事。
这正是索尔仁尼琴所揭示的现实：一个制度不需要暴力就能让人理性失效。 人工智能不会复制那个时代，它会完成那个时代未竟的部分——不是压制异议，而是抽空异议能产生影响的空间。 民主的终结，并不总是伴随着崩塌或战火，它更像是一场无声的气候变化——决定像天气一样降临，无法追问，没有主人，也没有回应。 于是，一个仍在喋喋不休的民族，慢慢忘记了：决策，原本应该能够被回答。
本文译自：onepercentrule 由olaola编辑发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