尽管成为20世纪80年代最具辨识度的汽车之一，约翰·德洛林最著名的那款车，在商业意义上却称得上是一场失败。德洛林DMC-12因为电影《回到未来》而被永远定格在流行文化中，但在现实世界里，它从设计、制造到定价都问题重重。车辆生产过程频频受阻，质量饱受争议，而高达约2.5万美元的售价，在当时平均新车价格仅约1万美元的背景下，几乎将大多数潜在买家拒之门外。然而，对约翰·德洛林而言，汽车卖不动只是噩梦的一部分，更大的危机正在悄然逼近。
在创办自己的汽车公司之前，德洛林曾是通用汽车体系中冉冉升起的明星。他一步步爬升到管理层高位，却始终无法适应那种严谨、保守的企业文化。与其说他只想造一辆车，不如说他更想打造一个属于自己的公众形象——一个打破传统、充满魅力的汽车行业名人。但当他主动走到聚光灯下，也等于把自己暴露在风险之中。随着公司财务状况迅速恶化，这种高调反而让他成为了一个极易被瞄准的目标。
1982年，德洛林的一位旧识——前邻居詹姆斯·霍夫曼——突然联系了他。霍夫曼声称有一笔“生意”，或许能帮德洛林暂时缓解资金压力：为一次可卡因走私行动提供资金支持。走投无路的德洛林最终同意见面，却并不知道，对方早已成为联邦调查局的线人，正试图通过设局来减轻自己的刑罚。霍夫曼清楚德洛林正处在财务和心理的双重绝境中，而这正是最容易被利用的时刻。很快，这位此前没有犯罪记录的汽车高管，站在了毒品贩运指控的风口浪尖，他多年经营的公众形象几乎在一夜之间崩塌。
约翰·德洛林出生于1925年的底特律，成长在一个并不富裕的移民家庭。他的父亲来自罗马尼亚，在汽车工厂从事体力劳动，母亲则是匈牙利移民。家庭生活并不稳定，父亲酗酒成性，父母最终离婚，这段经历给他留下了深刻印象。童年时期的贫困几乎贯穿了整个家庭生活，物质匮乏成为他早期记忆的一部分。
然而，学业成了德洛林改变命运的突破口。他在学校表现优异，进入技术高中深造，并凭借奖学金进入工程学院学习。二战期间，他曾应征入伍，战后继续完成学业，逐步获得工程与管理方面的专业背景。短暂从事过保险销售后，他进入汽车行业，从帕卡德公司起步，随后加入通用汽车，在那里真正展现了自己的能力。
在通用汽车，德洛林的才华与个性同样引人注目。他不遵循传统高管的着装和行为规范，刻意塑造张扬的个人风格，与好莱坞名流交往频繁。这种与企业文化格格不入的气质，反而反映在他的产品理念上。他参与推动的庞蒂亚克GTO，被许多人视为最早的“肌肉车”，也奠定了他在公司内部的声望。到20世纪70年代初，他已升任通用汽车副总裁，外界普遍认为他未来有望登顶公司最高管理层。
正是在这一巅峰时刻，德洛林做出了出人意料的决定：离开通用汽车，创办属于自己的汽车公司。他渴望完全掌控设计与生产，制造一辆符合自己理想的汽车。为了获得资金支持，他最终选择将工厂设在北爱尔兰，借助当地政府为刺激经济而提供的高额补贴。这一决定在政治与经济层面都充满风险，但当时的德洛林坚信自己能够成功。
现实却远比理想残酷。工厂建设与供应链问题层出不穷，当地局势动荡，熟练工人和外部合作伙伴难以到位，成本持续攀升。尽管如此，DMC-12最终还是在1981年投入生产。最初的市场反应看似热烈，订单不断，但实际销量远不足以支撑公司的庞大开支。性能不及预期、价格居高不下，使这款车迅速失去了竞争力。
随着资金链濒临断裂，德洛林陷入绝境。正是在这种背景下，联邦调查局的诱捕行动悄然展开。1982年10月，他在洛杉矶一家酒店房间内查看一箱可卡因的画面被秘密拍下，并被指控试图通过毒品交易为公司筹集资金。案件迅速成为媒体焦点，昔日的明星高管被塑造成贪婪而堕落的象征。
在审判中，德洛林的律师团队主张这是一起典型的诱捕行为，强调他是在极端压力下被线人和执法人员一步步引向陷阱。最终，陪审团采纳了这一观点，德洛林在1984年被判无罪。然而，这场胜利几乎毫无意义。公司早已破产，投资者信心尽失，他的职业生涯和公众声誉再也无法恢复。
即便电影《回到未来》在1985年上映后大获成功，让DMC-12成为全球知名的文化符号，约翰·德洛林本人也未能从中获益。他后来多次尝试重返商业世界，却始终未能重现昔日的影响力。2005年，德洛林因中风并发症去世，结束了充满戏剧性的一生。
讽刺的是，那辆当年商业失败的汽车，却在几十年后成为收藏市场的宠儿。由于产量极低，DMC-12的稀缺性反而成了价值所在。一辆经过完整修复、接近电影造型的版本，如今售价已超过十万美元。德洛林本人或许早已淡出历史舞台，但他留下的汽车，却依然在流行文化中不断“穿越”。
本文译自：allthatsinteresting .由olaola编辑发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