拜占庭沉船的发现革新了水下考古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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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1年,博德鲁姆的街头罕见地出现了大批外国游客。这个位于土耳其西南沿海的宁静小镇,人口约五千人,只有零星几辆机动车和一些海绵捕捞船,港口常常拥挤不堪。

当一群来自美国、英国、法国和德国的考古学家带着全套现代潜水设备租下一栋老旧别墅准备度夏时,当地居民既好奇又谨慎,尤其是当有人提到他们计划探索几年前一名当地海绵潜水员发现的沉船残骸时。这艘船位于亚西阿达附近,一座低矮岩石小岛旁,乘船大约需要两个小时。

这个团队主要研究船只的拜占庭早期历史、腐朽木材及约1400年前随船沉没的双耳瓶货物,但大多数博德鲁姆人并不相信他们的说法。在这个以海绵捕捞闻名的社区里,潜水通常只有明显利润才有人尝试,因此居民自然推测,这支外国队伍寻找的肯定是宝藏。

现年92岁的弗雷德里克·范多宁克回忆道,他是团队中的考古学家之一:“局面曾非常紧张。最后,一位当地伊玛目召集居民开会,向大家保证我们是做水下考古的,虽然听起来很离奇。之后,情况才逐渐缓和。”

更广泛的学术界同样持怀疑态度。虽然现代水下考古现已被认可,但在1961年,在海床上进行严谨发掘几乎被视为荒谬。范多宁克回忆:“人们觉得这是噱头。”他随后的三个夏天都在沉船下潜。

并非考古学家对船只和海事历史不感兴趣,只是认为水下研究既危险又难以操作。早在1900年,一名海绵潜水员在安提基希拉岛附近发现了满载大理石和青铜雕像的古老沉船,希腊文物部门派代表监督,但考古学家仅在水面观察和记录潜水员带出的文物。

到了20世纪50年代,二战后研发的Aqua-Lung潜水装备改变了局面。潜水员不再需要笨重的铜盔、帆布潜水服、铅鞋及全套泵管系统,体力良好的人即可在水下自由探索。寻宝与沉船探险成为新兴运动。

1958年,美国记者兼业余考古爱好者彼得·索克莫顿前往博德鲁姆,追踪一名海绵潜水员发现的希腊女神得墨忒耳青铜雕像报道。他带着潜水设备,与海绵潜水员在船上生活一个月,记录沉船情况。当地海绵船船长凯末尔·阿雷斯后来成为考古团队核心成员,协助勘探沉船。

索克莫顿回美后,向宾夕法尼亚大学考古系提出建议:为什么不像陆地考古一样正式发掘这些沉船?大学博物馆对此产生兴趣,并于1960年资助了首次考察。研究生乔治·巴斯被邀请领导项目。在接受六节潜水训练后,他前往土耳其西南部,和团队发掘了索克莫顿时期编目的青铜时代沉船。这是训练有素的考古学家首次在水下进行系统发掘。

沉船内的铜锭、武器与青铜工具表明,青铜时代近东航海和贸易远比历史书上所描述的多样。由于船只沉没已超过3200年,遗迹保存不全,团队几乎无法绘制完整遗址图。就像调查犯罪现场一样,每一铲泥土都需先测绘、绘图和拍照,逐层揭示现场布局,以便重建事件顺序。

1961年夏天,乔治·巴斯、他的妻子安妮·巴斯及团队成员——许多人后来成为水下考古先驱——来到博德鲁姆,开始发掘亚西阿达附近的拜占庭沉船。范多宁克受邀绘制沉船遗址平面图,他之前几乎不懂航海建筑,却被项目吸引。初到土耳其,他是新手潜水员,“在青年会学了潜水课没及格,到土耳其后还得重修。”他笑着说,“潜入残骸后,我完全忘记了其他事。”

团队的研究对象是一艘七世纪拜占庭沉船,船体保存较完整,约载800个紧密排列的双耳瓶。作业深度达120英尺,接下来的三个夏天,他们都在亚西阿达海域工作。范多宁克说:“我们几乎在边缘探索,每次都是即兴应对。”

他们用自行车辐条固定船体残骸,防止被水流带走,并切割油毡制作标签标记物品,艰苦开展水下发掘。当地铁匠打造脚手架、金属网格和塔楼,以便拍摄现场。范多宁克补充:“原型失败后,我们会立即改进设计。”

美国海军也对他们的潜水操作感到惊讶,尤其是用气泡将双耳瓶送上水面。团队开发了坚固金属篮和独立充气气球,将物品安全送上水面,逐步形成了水下考古的标准方法。

尽管在学术界仍有质疑声,范多宁克和同事们并非唯一开拓水下考古的学者。瑞典考古学家发掘17世纪瓦萨号军舰,丹麦考古学家在罗斯基勒峡湾发掘维京船只,他们都使用围堰或排水技术,使沉船暴露在陆地上,便于研究。

到1963年夏天,亚西阿达团队完成最后一次野外考察。范多宁克已能逐钉逐板绘制60吨拜占庭沉船的立面图。该船设计重视速度,配备11个锚、工具和足够钉板,以便船上木匠进行修理。厨房豪华,铺瓦顶,配备精致炊具,乘客可在甲板上享用丰富餐食。

随后对双耳瓶类型和来源的研究,以及后续沉船发掘成果,使学界认识到,这艘船可能属于基督教会,从萨摩斯修道院运送葡萄酒和橄榄油至拜占庭军队,沉没年份为公元626年夏。这场沉船悲剧,是古代航海与人类故事中最早被发掘的案例之一,也标志着现代水下考古领域的开端。

来源:nationalgeographic(编译 / 整理:olaol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