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常常被告知，走进自然、接触户外环境有助于身心健康。大量研究确实表明，与自然接触可以带来多方面的益处，比如缓解压力、增强免疫功能，甚至改善儿童的学习表现。
然而，并不是所有人都能从这些好处中受益。对一些人来说，动物和自然并不意味着放松与愉悦，而是引发恐惧、不适甚至强烈厌恶。这种被称为“生物恐惧症”的现象，长期以来在人与自然关系的研究中并未受到足够重视。
正因如此，人们对生物恐惧症的理解仍然有限：它究竟从何而来？为什么有些人会对自然产生排斥？又有哪些方式可以缓解这种状态？更令人担忧的是，越来越多的迹象表明，这种对自然的负面情绪正在变得更加普遍。
在我们与同事开展的一项新研究中，我们试图揭开生物恐惧症的面纱。研究的目标，是构建一个可跨多个学科使用的“负面自然关系”概念框架，并系统回顾所有与生物恐惧症相关的研究成果，以更全面地理解这一现象。
与生物恐惧症相对的概念，是“生物亲和力”，也就是人类对自然与生俱来的亲近感。这两个术语都源于进化心理学，最初用来解释人类如何在进化过程中，对自然中的资源和潜在威胁形成积极或消极的反应。
如今，生物恐惧症的含义已经扩展，不再仅指对某些危险动物的恐惧，而是泛指对自然环境的排斥和厌恶，从而形成一种负面的人与自然关系。
这种关系可能以多种方式表现出来，但其共同点在于：减少了人们接触自然所能获得的健康益处，同时也可能削弱公众对自然保护的支持。因此，真正理解人与自然关系的全貌——从亲近到回避——显得尤为重要。
在系统梳理文献后，我们共识别出196项与生物恐惧症相关的研究。这些研究来自世界各地，但整体上仍偏向西方国家。尽管数量远不及关于人与自然积极关系的研究，但相关研究的增长速度非常明显。
这些研究分布在多个领域，包括自然保护、社会科学和心理学。我们发现的一个重要问题是，不同学科之间存在明显的研究壁垒，各领域往往只关注自然或人类行为的某一部分，导致整体视角不够完整。
进一步分析显示，生物恐惧症通常由多种因素共同作用而形成，大致可以分为外部因素和内部因素两类。
外部因素包括人们所处的物理环境，比如是否经常接触不同物种；社会文化态度同样重要，其中包括媒体如何讲述自然和动物的故事。例如，一些影视作品长期将特定动物塑造成威胁，可能加深公众对它们的恐惧。
内部因素则与个体特征有关，比如年龄、健康状况和对自然的认知水平。研究表明，对物种和生态系统了解越多，人们与自然产生负面关系的风险往往越低。相反，感到身体虚弱或健康不佳的人，更容易对大型食肉动物产生恐惧。
需要强调的是，这些因素往往并非单独起作用，而是相互交织、彼此影响。生物恐惧症不仅受到态度和经历的塑造，也会反过来影响人们的行为选择。
例如，对某些动物感到恐惧的人，可能会刻意避开被认为存在这些物种的区域。这种回避行为，有时会进一步推动公众支持对狼、熊或鲨鱼等动物的捕杀。
研究发现，人们最常恐惧的对象通常是蛇、蜘蛛以及大型食肉动物，因此这些物种被研究得最为深入。但实际上，生物恐惧症也可能指向无害甚至有益的物种，比如生活在身边的本地青蛙。
既然亲近自然对健康和社会都有好处，那么生物恐惧症是否可以被缓解或治疗？我们的研究总结了几类可能的干预方式，但不存在一种放之四海而皆准的解决方案。
其中一种方法是暴露疗法。这既可以是循序渐进地增加与自然的接触，也可以是在专业人士指导下进行的临床治疗。例如，害怕蜘蛛的人，可能从观看图片开始，逐步改变对蜘蛛的认知和情绪反应。
另一种方式是教育。这既包括系统的自然科学学习，也包括在自然保护区设置清晰的信息说明，帮助人们了解周围有哪些物种、它们的行为方式，以及它们在生态系统中的作用。
还有一种重要手段是冲突缓解，其核心是减少负面经历，或弥补过去的不良体验。必须承认，自然环境确实可能带来风险，在某些情境下，负面情绪是理性的。例如，农民对破坏农作物的野生动物产生不满，并非毫无根据。冲突缓解的目标，是寻找减少损失、降低对立的方法。
我们注意到，心理学和社会学研究多关注生物恐惧症对人类本身的影响，但对“自然”的定义往往过于笼统或极端简化。而环境科学研究则更强调自然保护，却常常忽略社会背景和心理动因。
只有将这两种视角结合起来，研究人员才能更全面地理解生物恐惧症，并找到有效的缓解路径。
如果你在户外活动时感到轻松和愉悦，那你属于大多数人。但研究显示，对自然的恐惧和厌恶正在变得更加普遍。
随着城市化不断推进，人们与野生动植物的距离越来越远，保护人类对自然的积极情感显得尤为关键。这不仅关系到我们的身心健康，也关系到生态系统的长期稳定。
正视并理解我们对自然的排斥，或许是扭转人与自然关系恶化趋势的重要一步。
本文译自：sciencealert .由olaola编辑发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