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学家发现,人类感知的现实并非固定不变

读完这个故事,你或许会意识到一个并不那么舒服的事实:我们所相信的“现实”,并不完全来自眼睛和耳朵,而是在很大程度上,由大脑主动构建。

越来越多的科学家开始认真对待这样一种观点——人类并不是被动地接收世界,而是不断在脑中生成一张关于世界的“内部地图”。我们所看到、理解和确信的一切,都是这张地图的产物。这意味着,对现实的感知并非固定不变,它是可塑的,也可能在某些条件下彻底失真。极端情况下,这种失真甚至会带来灾难性的后果,比如琼斯镇的大规模自杀,或纳粹德国那样的历史悲剧。

1978年11月18日清晨,在南美洲圭亚那西北部一片偏远的丛林中,900多名男女老少聚集在一起,喝下了一种带有葡萄味的氰化物饮料。他们是“人民圣殿”教派的成员,在领袖吉姆·琼斯的引导下,相信集体死亡是一种“解放”,是一场革命行为。此前数月,琼斯不断向追随者灌输被迫害的恐惧,让他们反复演练“自杀仪式”,一步步把死亡塑造成唯一的出路。

事后,心理学家通常用邪教操控、权威服从和群体心理来解释这场悲剧。但伦敦大学学院威康神经影像中心的神经心理学家克里斯·弗里斯提出了一个更令人不安的角度:如果问题不只是判断力失效,而是整个群体的“现实本身”发生了崩塌呢?

在弗里斯看来,琼斯镇并不是简单的集体疯狂,而是一个群体同步进入了错误的共享世界模型。他称之为一种“社会层面的幻觉”。人们并非在同一个现实中做出了错误决定,而是在同一个被扭曲的现实里,做出了看似合理的选择。

“我们真正意识到的,并不是客观的物质世界,而是大脑对它的模型。”弗里斯在2025年发表的论文中写道。从这个角度看,失败的不只是道德,而是近千人赖以定位世界的那张心理地图。

大脑并不像一台摄像机,忠实记录外界。相反,它在不断预测、修正、补全。随着我们行动、学习和与他人互动,大脑会自动构建一个关于世界的内部版本。之所以看起来“真实”,是因为大多数人的模型足够相似,我们在同一个物理环境中生活,并不断通过互动彼此校准。

但一旦一个群体开始不断强化某个扭曲的版本,事情就会变得危险。当所有人都在相互确认同一张错误地图时,整个社区就可能生活在一个与外部现实严重脱节的世界中。

从进化角度看,这并不奇怪。弗里斯认为,意识的出现并不是为了让人类理解真理,而是为了生存和协调行动。早在语言出现之前,大脑就必须解决一个基本问题:如何在空间中安全移动,不撞上其他生物。为此,它需要一个稳定、持续存在的世界模型。现实之所以“坚实”,并非因为某个大脑看得足够清楚,而是因为他人的身体和行为不断为我们确认这个世界的存在。

这也解释了为什么极端孤立会如此具有破坏性。当一个人被长期隔绝于社会互动之外,他的内部模型就失去了校准来源,现实感可能开始松动,幻觉、解离和人格解体随之出现。这并不需要致幻药物,只要足够偏离共享的世界地图,就可能发生。

但问题并不只存在于孤立个体中。群体同样可能整体漂移。弗里斯认为,琼斯镇事件,以及在不同层面上的纳粹德国,都是文明尺度上的“共享现实失控”案例——一种偏执而封闭的集体世界观。

类似的观点也正在神经科学界形成共识。有人把感知称为“受控的幻觉”,认为大脑是在不断猜测世界是什么样子;也有人认为,大脑更像一台预测机器,始终在预判下一秒会发生什么;还有学者指出,大脑的核心任务,是尽量让内部模型与物理和社会环境保持一致。

现实就像一座不断被拼装和修补的积木塔,在特定条件下,它也可能整体坍塌。

当然,并非所有哲学家都认同“共享现实”这个说法。有人提醒,这种说法听起来过于简化,好像存在一个单一、客观、人人共有的心理世界。实际上,即便身处同一空间,不同人的感知体验也可能截然不同。比如,一个普通视力者、一个色盲者和一个能看到额外光谱的四色体,生活在同一房间里,但他们“看到”的世界并不一样。

但即便如此,他们仍然可以协调行动、共享空间。这或许更像是一种“可兼容的现实区间”,而非绝对一致的世界观。进化并不关心我们是否看见了真相,它关心的是我们能否活下去。因此,人类的世界模型中,完全可能包含一些并不准确、但足够有用的“虚构”。

最容易发生扭曲的,往往不是对物体的感知,而是道德和价值判断。经典的服从实验早已证明,普通人在权威压力下,可以做出自己都认为危险甚至错误的行为。这种可塑性,在今天显得尤为令人不安。

因为我们正生活在一个前所未有的多重虚拟环境中。过去,人类的现实校准主要来自面对面的互动和共享的物理空间。而现在,大量认知发生在彼此隔离的平台里,每个平台都有自己的规则、信号和叙事方式。它们正在缓慢侵蚀那张原本稳定的心理地图。

研究显示,长时间沉浸在虚拟环境中,会改变人对自身身体、距离感甚至记忆真实性的判断。现实与虚拟之间的边界开始变得模糊。弗里斯认为,说人类正在经历一场神经层面的转变,并非危言耸听。真正的风险在于,当太多人锁定在同一张封闭的本地地图上,整个系统就会失去纠偏能力。

也正因为如此,一个社会需要“异类”的存在。那些不容易被社会影响的人,会在关键时刻打破从众的惯性。心理学实验早已证明,只要有一个人坚持不同意见,即便只是一个声音,群体的盲目一致就可能迅速瓦解。

如果在1978年的琼斯镇,哪怕只有一个人能站出来,说“不对”,历史或许会改写。但现实没有如果。

镜子已经存在,我们生活在其中。真正的问题是,我们是否还保留着质疑那张共享地图的能力。

原文来源:popularmechanics(编译 / 整理:olaol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