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大多数人的印象里，情人节是表达爱意的日子。一张精心挑选的贺卡，足以传达“我有多在乎你”。可如果对象不是爱人，而是让你厌烦的人呢？为什么没有一张卡片，优雅却毫不客气地告诉对方“离我远点”？
在维多利亚时代的英国与美国，人们还真发明过这样一种东西——后来被21世纪的收藏家称为“醋情人节卡”（Vinegar Valentines）。在当时，它们更常被叫作“嘲讽情人节”或“模仿情人节”。与充满蕾丝与丘比特的浪漫卡片不同，这些卡片的目的不是示爱，而是讽刺、羞辱甚至公开挖苦。寄件人往往保持匿名，就像普通情人节卡一样，只不过传递的不是温柔，而是刻薄。
这类卡片属于历史学家所说的“短暂物品”——原本并不打算被长期保存的印刷品。收到这种恶毒卡片的人，很难想象会把它精心装裱、世代相传。大多数自然在岁月中消失。不过，仍有少量幸存，如今被收藏于纽约公共图书馆以及布莱顿与霍夫博物馆等机构。
这些卡片的内容毫不留情。有的嘲笑爱发脾气的女店员，有的挖苦自命不凡的诗人。诗句里常暗示对方虚荣、无能或愚蠢，甚至揭露“其实只会写肥皂广告”。有些还会把收件人画成滑稽、丑陋或夸张的形象，讽刺意味一目了然。
由于匿名性，任何人都可能成为目标。虽然有些卡片只是轻度调侃，但也有案例带来严重后果。1885年，《帕尔马尔公报》报道了一起案件：伯明翰男子威廉·钱斯因收到疏远妻子寄来的冒犯性情人节卡，竟向她开枪，险些酿成命案。可见，这种“玩笑”并非总是无害。
哪些人最容易成为目标？当时的报纸指出，那些被认为自负、虚荣、装腔作势的人最常遭到讽刺。贫穷、年老、相貌不佳者也常被嘲笑。未婚男女则可能收到来自潜在追求者的冷酷拒绝。1877年《纽卡斯尔周报》甚至直言不讳地指出，所谓“情人节机智”常常针对那些性格中被社会视为可笑的人。
在某种程度上，寄出这样的卡片，是普通人以“幽默”为掩饰，对他人进行社会规训的一种方式。它让寄件者在短暂的匿名中获得权力感，哪怕对方本就处于弱势。
情人节本身也并非一开始就与甜蜜挂钩。它的名字来自两位据称在2月14日殉道的早期基督徒——圣瓦伦丁。关于他们的故事众说纷纭，但细节难以考证。这一节日还与古罗马的生育仪式有关。到了维多利亚时代，人们将其转化为爱情的象征。
19世纪初，情人节卡多为手工制作，饰以蕾丝与精致图案。随着工业化浪潮在1840年代与1850年代席卷英美，大批量工厂印刷成为主流。历史学家安妮贝拉·波伦将19世纪中期称为“情人节狂热”时期。最早的醋情人节卡是折叠成信件形式的纸张，而且在邮资预付制度普及之前，收件人还需自付邮费才能领取——收到羞辱还得掏钱，想必更加刺痛。
许多印刷商在出售浪漫贺卡的同时，也顺带推出讽刺版本。甚至自称“国王和王后陛下的艺术出版商”的Raphael Tuck & Sons也参与其中。美国印刷商如A.S. Jordan则从英国进口或自行制作类似卡片。
在美国内战时期，这些卡片甚至成为政治表达的工具。支持联邦的人可以借此嘲讽南方分裂主义者，将怒气写入押韵诗句。进入20世纪初，新的攻击对象浮现——女权运动者。争取投票权的女性被部分反对者描绘成“不女性化”的形象，醋情人节卡片则成了强化性别刻板印象的廉价媒介。有的将她们画成凶悍或丑陋的老姑娘，有的讥讽她们“布道式说教”。
当然，也存在支持女性选举权的卡片，用幽默回应偏见，反问“你真以为能让女性在政治上保持沉默？”
20世纪初的明信片黄金时代延续了这种传统，尽管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逐渐式微。原因可能包括贺卡文化整体衰退，或社会审美从低俗嘲讽转向其他幽默形式。但这种刻薄精神并未真正消失。
20世纪50年代，漫画明信片重新点燃类似风格。到了今天，醋情人节的影子依然存在——只不过媒介变成了互联网。匿名网络喷子继承了维多利亚时代的尖酸传统。不同的是，如今的“醋情人节”不再局限于2月14日，而是全天候在线。
从维多利亚时代的纸质讽刺，到数字时代的匿名攻击，情人节的另一面提醒我们：节日不仅映照爱意，也折射出社会如何用幽默之名，行排斥与羞辱之实。
本文译自：smithsonianmag，由olaola编辑发布
图片来源：wikimedi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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封面图片：unsplash/Susan Holt Simpso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