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项聚焦婚姻解体生物学影响的新研究发现，经历过离婚的人，其大脑并不会因此更快出现与衰老或痴呆相关的结构性变化。研究团队对一批种族和族裔背景多样的老年人进行了脑成像分析，寻找神经退行性疾病的潜在迹象。结果显示，离婚经历与阿尔茨海默病典型标志物或脑容量减少之间，并不存在明显关联。相关成果已发表在《老龄创新》期刊上。
随着全球老年人口持续增长，认知功能衰退的成因成为医学研究的重点方向。近年来，科学家逐渐将视角从饮食、运动等传统因素，扩展到社会关系和心理经历如何影响生物健康。其中，心理社会压力被视为一个重要研究焦点。长期压力可能引发炎症反应或激素紊乱，并在时间推移中对脑细胞造成损伤。
在美国，离婚是最常见、也被认为最具冲击力的心理社会压力事件之一。2023年的数据显示，大约17%的50岁以上成年人曾经历离婚。这类人生变故往往不仅意味着情感关系的终结，还伴随着经济压力的增加以及社会角色和地位的变化。研究指出，这些连锁影响在女性群体中通常更为突出。
关于离婚是否会加速认知衰退，既往研究结论并不一致。一些研究发现，与已婚人群相比，离婚或丧偶者患痴呆的风险更高；而另一些研究则指出，在特定情境下，结束一段婚姻反而可能减缓认知能力下降。不过，这些研究大多依赖认知测试结果，而非直接观察大脑的物理变化。
为弥补这一不足，研究人员尝试从脑结构层面寻找离婚可能留下的生物学痕迹。该研究由南加州大学伦纳德·戴维斯老年学学院的Suhani Amin和刘俊贤牵头，联合凯撒医疗集团、加州大学戴维斯分校以及拉什大学的研究人员共同完成。研究团队假设，离婚所带来的累积压力，可能与晚年脑健康恶化存在联系，尤其体现在脑容量缩小或有害蛋白沉积上。同时，他们也有意避免以往研究中过度集中于白人样本的问题，将亚裔、非裔、拉丁裔和白人参与者纳入分析。
研究数据来自两项长期健康研究。其一是“凯撒健康老龄与多样人生经历研究”（KHANDLE），其二是“非裔美国人健康老龄研究”（STAR）。这两项研究的参与者均为凯撒永久医疗北加州系统的长期成员。
所有参与者此前均完成了详尽的健康问卷，并受邀接受神经影像检查。研究人员最终纳入了664名拥有完整磁共振成像数据的个体，同时还分析了385名完成正电子发射断层扫描的参与者。接受MRI检查时，参与者的平均年龄约为74岁。研究的核心变量是是否有离婚史，依据参与者是否报告婚姻以离婚结束，或当前婚姻状态为离婚进行分类。这种方式有助于反映个体一生中是否曾暴露于这一事件，而不仅仅是当前状态。
MRI扫描使研究人员能够精确测量大脑体积。他们评估了整体皮层大小，以及海马体等关键区域的体积。海马体在学习和记忆中发挥重要作用，也是阿尔茨海默病早期最易萎缩的脑区之一。此外，研究还分析了不同脑叶，以及灰质和白质的体积变化。
除了体积指标，研究人员还关注白质高信号区域。这些在影像中呈现为亮点的区域，通常意味着大脑信息传导通路受损，与血管问题及认知处理速度下降有关。
PET扫描则用于检测大脑中淀粉样斑块的分布情况。淀粉样β蛋白是一种容易聚集的物质，是阿尔茨海默病的重要病理特征。研究人员据此计算了斑块负荷，并判断参与者是否达到淀粉样蛋白阳性的标准。
在统计分析中，研究团队对多种潜在干扰因素进行了调整，包括年龄、性别、种族和族裔、受教育程度、是否出生于美国南方，以及父母是否曾离婚。结果显示，有离婚史的人在整体脑容量和海马体体积上略低，同时白质高信号体积略高，但这些差异幅度很小，且在统计学上并不显著。这意味着这些观察到的差异，可能只是随机波动。
PET扫描的分析结果也指向同样的结论。离婚经历与淀粉样斑块的总体负担之间不存在实质性关联，离婚者与未离婚者被判定为淀粉样蛋白阳性的概率几乎相同。
研究人员还进行了多项敏感性分析，以验证结论的可靠性。他们分别按性别对数据进行拆分，观察是否存在男女差异。虽然在个别脑区中，离婚与脑容量的关系呈现出相反趋势，但置信区间高度重叠，未能提供明确的性别差异证据。
此外，研究团队还重新界定样本范围，排除了从未结婚的参与者，并进一步调整了童年社会经济背景，如父母教育水平和家庭经济稳定性等因素。这些额外分析均未改变离婚与大脑结构变化无明显关联的总体结论。
研究未发现离婚与神经退行性疾病之间存在明确联系，可能有多种原因。其中一种解释是，离婚更像是一种相对短期的急性压力事件，而非长期持续的慢性逆境。通常而言，可在脑结构中检测到的变化，往往源于多年持续的负面暴露。对许多人来说，离婚带来的压力可能在造成永久性生物影响之前就已减弱。
另一个重要因素在于离婚经历本身的差异性。对部分人而言，离婚意味着创伤、经济困境和长期不稳定；但对另一些人来说，结束婚姻反而是一种解脱，使他们摆脱不健康甚至危险的关系。这些截然不同的体验在大样本分析中可能相互抵消，从而呈现出整体无显著效应的结果。
研究作者也指出了若干局限性。研究仅以是否发生离婚作为衡量标准，未能区分离婚发生的时间、次数或具体原因。同时，研究缺乏对个体主观压力体验的评估，也无法反映分居或离婚过程中所承受的实际心理负担。
未来研究若能纳入婚姻持续时间、离婚后的经济变化以及个人感受等更细致的信息，或许能更好地识别哪些人群在经历婚姻解体后更易受到健康影响。
总体而言，这项研究为经历过婚姻解体的老年人提供了一种相对安心的视角。尽管离婚是一件重大的生活事件，但研究结果表明，它并不会必然决定晚年大脑的生物学健康走向。这也从一个侧面反映出，人类大脑在面对常见社会压力时，可能比我们想象中更加具有韧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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